龚自珍、魏源的道德观都强调要“知耻”。自古以来，“知耻”或“无耻”是一个重要的道德标准。龚自珍、魏源以“知耻振邦”为前提，把西方殖民者对中华民族的任意欺凌，看作是最大的耻辱，抨击清廷寡廉鲜耻的行为。
龚自珍进一步发挥了黄宗羲所说的“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的思想，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18]在他看来，士大夫只有知耻而不卖国求荣，才能保证国家、民族“永无耻”。进而他还强调说：“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则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19]他将士大夫的“无耻”看成是“国耻”、“社稷耻”，明确指出了“士知有耻”的重要性。
清前期思想家的道德观大多是在批判宋儒道德清谈的基础上展开的，他们对道德的真伪、道德的立身、道德的平等、道德的日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虽然他们在道德观上各有不同的侧重，但都把道德与社会风俗、政治等联系起来，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