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明事后回忆说觉得很滑稽，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却像和平时期派驻别国的人员一样得到优厚的待遇和特权，向日方提出交涉，保释被捕人员，公开建立电台，甚至还有专人保护。
唐生明在历史上被称为“福将”，看他的这段感慨，虽说是自嘲，但也确实这么回事。他享受的待遇，比重庆的大多数人还要好。
这就是唐生明在汪伪政府卧底的故事，他在回忆录里他写还了一段关于松井的事情：
松井大尉是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才回国的，我在他向我告辞时问他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他只向我表示想早点回日本去，因为他是长崎人。他告诉我，他一家人都在长崎，被美国人的原子弹炸死了。由于他给我做过不少事，也尽心尽力地保护过我，所以在胜利后第一批遣送日本人的时候，我通知上海港口司令军统大特务谢浩林把他安排进去。动身那天，他还依依不舍地和我以及我的家人告别，带着懊丧的表情走了。[53]
第45章 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外交家
第七节 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
关于中国近代史有很多经典而简练的评论，其中有一句叫“弱国无外交”。大家一直对这句话信奉不疑。咸丰年间，清政府成立了总理衙门，这是外交部的雏形，接下来就是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总之，中国一百多年的外交史多是丧权辱国的条约，后人对当时的外交成果基本是一笔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