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曲笔”作史确实投下了重重阴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历史撰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然而，“曲笔”终究掩盖不住“直书”的光辉，正直的史家一向以此为自己的天职和本分。故史家直书，不绝于世，形成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所谓“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12]，这恰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魅力所在。
三、对“心术”的探究
史德、史才、史学、史识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几个主要范畴，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几个主要标准。刘知幾在论才、学、识的相互关系时，虽然没有直接说到“史识”的具体内容，而是强调了这样一个思想：“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他是把“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看作史家见识的一种重要形式。就其本意来说，他讲的史识是包含了史家在“史德”方面的要求的，只是他没有明确地提出“史德”这一史学批评的理论范畴罢了。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史德》篇，提出了“史德”这个理论范畴，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进展。章学诚论“史德”，着眼于对作史者之“心术”的探究，这就把史学上关于“直书”与“曲笔”之对立的认识推进到更深的层次。章学诚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