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任用制度的实行，在国民党山头林立、派系纷扰的情况下，严格说来并不容易落到实处。从考试院的角度看，确实坚持严格把关，一丝不苟，凡考取者，亦尽量分发安排到相应机关工作。但一来录取人数极其有限（如1931年第一次高考，2185人仅录取100人，1933年第二次高考，2630人仅录取101人），与国家每年因死亡、罢免和考察不及格而开缺需补足之数，相差不止百倍；二来即使录取，也未必能够得到相应的职位，1931年高考录取的100人中，到1934年仅8人得其所求之职，有的未能得到任用，有的虽被分派到部，却久久得不到任用。对此，考试院副院长邵元冲曾有一说明：“考试的责任固然由考试院去担负，而对所录取之人任用，就非考试院一院所能担负，而需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共同去担负的。”这也正是国民政府严格限制录取人数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正如胡适所说：“今日任官的方法全由于推荐介绍，而考试制度至今最多只能有万分之一的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