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人。他继承晚明以来追求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潮，不满于社会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压抑与禁锢。他对知识界的汉学和宋学两大派别都不以为然，指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元［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1]。在诗歌理论上，他提倡诗歌要写“性情”，表达自我的思想感受和个性特点。他说“作诗不可以无我”[2]，就是强调诗歌要表现创作主体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只是毫无感情地描述外在世界，或者是忽视主观个体的存在。在袁枚眼中，“性情”是诗的核心，而要想更好地表达自我的“性情”，最重要的一点是诗人要保持一颗真善之心，“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3]。诗歌外在的形式，如语言、格律、音韵、风格都是“有定而无定”，全受制于诗人的运用和调遣，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正是抱有这种态度，袁枚自称对古往今来的诗歌流派与作品，“无所不爱，无所偏嗜”，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对于前期的“神韵派”、“格调派”，他也不是一概否定，而是有所分析，较为公正地指出其优劣得失。这些观点在诗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扭转诗歌创作上出现的形式主义和拟古倾向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袁枚的诗论，由于受他生活道路和思想视野的限制，脱离外在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一味地强调个人“性情”，把“性情”抽象化，容易造成诗歌内容的空洞和贫乏，陷入另一种形式主义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