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以“灭其私”为自全的前提，在逻辑上内在地蕴含着强调群体原则的趋向。私作为特殊利益的体现，总是意味着多元与多样，而无私则以一统为目标。正是从灭其私的要求出发，王弼主张由多归一，以一统众：
万物万形，其归一也……百姓有心，异国殊风，而王侯主焉。以一为主，一何可舍？愈多愈远，损则近之。[81]
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82]
在这里，一既是多的根据，又是多的归宿。唯有通过一，众才能得以存在，而在社会领域中，所谓一，则以王侯君主为具体内涵。于是，以一以统众为形式，个体之无私、灭其私，最后导向了以王权为象征的整体（一）。在损多趋一、以一为主的要求下，个体的自性终于为整体的统摄所压倒，而群体的原则则相应地取得了某种整体主义的形式。
王弼由肯定自性而强调以一为主，在理论上表现为一个儒道合流而归本于儒的过程。当然，价值观上的整体主义趋向，同时又与本体论上的崇本息末、守母存子相联系。整体的突出，在某种意义上即可视为强化普遍本体的逻辑引申。如果说，在董仲舒那里，整体主义主要与神化的王权直接融合为一，那么，王弼则将以一统众与由末归本联系起来，从而为儒家的群体原则与整体主义提供了某种本体论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