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的对外宣传中，北伐是以统一全国为号召的，但北伐对许多人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解决内部矛盾的权宜之计。以北伐求生存本是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个长期存在的战略思路。孙中山1924年北伐的主要考虑即是“在粤有三死因”，急宜北伐谋出路。在中共看来，1926年的北伐仍是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的唯一出路。这意味着前后两次提出北伐的动机并无太大差异。
尽管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对北伐的意见不尽一致，但并未妨碍北伐的准备工作。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没有理会莫斯科方面反对北伐的意见。鲍罗廷因不愿在北伐问题上激化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没有坚决贯彻莫斯科的指示。据蒋介石日记，鲍罗廷和蒋介石在5月1日进行了一次长达4小时的谈话，对北伐问题多有争执，但是蒋介石固持己见，争论最后以鲍罗廷妥协而告终。
北伐前夕，中共中央根据蒋介石的政治取向，将蒋介石定位为国民党中派和新右派。此时中共口中的中派与新右派相等同，有“新右派即是中派”之说。7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认为，国民党内有四种力量：一是共产派，二是以冯自由为代表的右派，三是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左派，四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即中派）。会议决定今后应联合国民党左派与中派向右派进攻，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而不能希图消灭中派，必要时还要扶助中派，公开的反对右派。会议还提出要“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但会议没有明确提出对蒋介石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