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古典人文主义教育在英国的影响，从1808年到1810年，一些英国学者在《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尖锐地抨击牛津和剑桥等古老大学的传统做法，指出它们墨守一种过时的和不适当的古典人文主义课程，从而阻碍了英国科学和商业贸易的进步。
英国教育学者艾吉渥兹（Richard Lovell Edgeworth）1809年10月在《爱丁堡评论》第29期上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对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来说……古典学习是主要的科目。没有人会去怀疑或喜欢去打听，他花费如此长的时间去做的事情是没有价值的。……在人们中间，很自然地形成了某种虚荣心，并成为一种共同的追求。古典著作中的一些段落成为那些学者的格言，通过它们，那些学者得以与其他不识字的人或未受教育的人区分开来。希腊文和拉丁文几乎莫名其妙地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唯一标准。”[10]
从牛津大学毕业的史密斯（Sydney Smith）也发表评论文章对古典教育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指出在英国学校教育中，古典著作学习太多，古典著作被看作最好的文体样式。史密斯强调指出：首先，“在人们心里的偏见是如此之大，这对英国人来说是极为普遍的……很清楚，学生在学校里所谈论的全是拉丁文诗句。……公众认为，这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一个学者，一个博学的人”。其次，“古典教育培养想象太多，而培养其他心灵习惯又太少。它采用一种雅致的方式培养许多年轻人，但在自然赋予他们的能力上完全是没有价值的”。[11]他还指出：“每个英国人必须用半生精力来学拉丁文、希腊文。古典课程学习据说是用来培养天才，因此不容改动。……一所大学长期以来干着无用的事情，当要干些有用的事情倒反而显得丢脸了。”[12]在史密斯看来，教育的实质性效用是最重要的，当我们鉴赏人类所有知识的时候，我们应该不断而执着地追求其有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