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流亡作家文学创作上的成就离不开鲁迅的提携和关怀。鲁迅先生帮助出版了《跋涉》（萧军和萧红合著）、《八月的乡村》（萧军）和《生死场》（萧红）并为之作序。当萧军、萧红纠结于《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所选题材是否合乎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时，鲁迅立即写信答复“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7]，消除了二人创作上的顾虑。当《八月的乡村》出版后，有人质疑萧军“野气太重”时，他写信给先生请教这“野气”要不要改掉。鲁迅复信说：“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并对萧军所谓的“野气”大加赞赏。萧红初到上海困苦于创作不出作品的时候，曾写信半开玩笑地请求鲁迅用教鞭鞭策她，鲁迅却风趣地复信说：“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书就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我以为还是不要催好。如果胖得像蝈蝈了，那就会有蝈蝈样的文章。”[8]鲁迅在信中劝勉道：“一个人离开故土，到一处生地方，还不发生关系，就是还没有在土里下根，很容易有这一样情境……我看你们的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的情形，以及各种人的脸。”[9]萧军、萧红把鲁迅当作“光芒耀眼的灯塔”。1936年端木蕻良怀着崇敬的心情给鲁迅先生写信，请教题材创作问题：“怎样向东北草原的农民的生活的深处去发掘呢，这个问题深深地苦恼着我。以怎样的原始的岸傲的雄健，他们的反抗与革命的斗力合流呢？”[10]鲁迅鼓励端木蕻良写成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骆宾基的《边陲线上》虽然与鲁迅擦肩而过，但写作中也先后收到重病中的鲁迅的两次回信。当然，鲁迅对于东北流亡作家的帮助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在物质上也是竭尽所能给予资助。萧军和萧红初到上海，举目无亲，连一张床也没有，是鲁迅从木刻家黄新波那里要了一张床，才使萧军萧红结束了打地铺的日子。没钱吃饭的时候，鲁迅就把自己的稿费送到他们手中；写出作品来，鲁迅就四处为他们寻找发表的地方。为了让他们很快熟悉上海的环境，广交上海文艺界的朋友，鲁迅还特地以祝贺胡风儿子满月为由，在梁园豫菜馆设宴特请胡风及夫人梅志、茅盾、叶紫、聂绀弩，把萧军和萧红介绍给他们，并当场要叶紫（与二萧的年龄相仿）做二萧的向导。流亡生活所造成的不幸在所难免，饥饿、寒冷时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郁结在他们心中的创作情结以及写成的作品，就像星星之火，极易被泯灭。在危难中，鲁迅、茅盾、巴金、巴人等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鼎力相助，使东北不知名的小人物们一下子在全国闻名。[11]东北流亡作家群的主要作家与冯雪峰、胡风、聂绀弩等左翼文化人士也交往颇多。聂绀弩为《萧红选集》写序，胡风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写评论。骆宾基的《边陲线上》也是在茅盾、巴金、巴人等人帮助下，于1939年11月得以出版。[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