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样，桌子上这些堆积如山的论著对我想实现的目标而言，毫无助益。虽然这些书充满了人文关怀，把有趣的和无聊的混为一谈，还涉猎斐济岛居民的奇特民俗，但却毫无科学价值。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感性地宣泄着强烈的情绪，而非理性地追寻真理。因此，现在必须把这些书归还到服务总台，然后一一安放在书架上的小隔间里，犹如蜜蜂返回巨大蜂房的巢室里。经过了一上午的工作，我唯一的收获仅仅是识别到这种愤怒情绪。教授们——我把他们归并到一起——非常愤怒。我把书还了之后，不禁扪心自问：他们为什么如此愤怒？我站在博物馆外的石柱廊下，头顶上方是刻有史前独木舟的浮雕。一群鸽子围了上来，我重复着：他们为什么如此愤怒？一边思考着这个问题，一边漫无目的地行走着去找个吃午饭的地方。而此刻我称之为愤怒的情绪，其本质又是什么？我在大英博物馆附近找了家小餐馆，看来这个谜题得一直伴随着我直到把午饭吃完。上一位食客把一份午间版晚报遗留在椅子上，于是我在等菜的间隙拿了过来，开始漫不经心地浏览报纸的头条新闻。一排十分醒目的加粗大字横跨整个版面：某个人物在南非大获成功。其他的标题字体就小了很多：奥斯丁·张伯伦爵士在日内瓦访问；地窖里惊现一把沾有人类毛发的切肉刀；某位大法官在离婚审判庭上就女性如何缺乏羞耻之心发表评论。还有其他很多小道新闻插排在报纸的边边角角：一位女电影演员被人从加利福尼亚的某个山顶上吊下来，悬挂在半山腰；近几日将会是大雾天气。我觉得，即便是一位来去匆匆的天外访客捡起这张报纸，透过这些零散的报道，也不可能意识不到如今的英国正处在男权的统治之下。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都不可能觉察不到那位教授的霸道和高高在上。他的统治地位体现在拥有权力、金钱和影响力上。他既是这份报纸的所有人，也担任主编和副主编。他既是外交大臣，也是大法官。他既是板球运动员，也玩赛马和游艇。他是公司的大董事，能让股东们赚到百分之二百的利润。他把百万英镑捐赠给了自己管理的各个慈善机构和学校。他把女影星吊在了半空中。由他来决断切肉刀上的毛发是否属于人类。只有他有权给犯罪嫌疑人定罪，决定是施以绞刑，还是当庭释放。除了天气无法控制，其他一切都尽在他的掌握之中。但他依然愤怒，而且我可以感觉到他的愤怒。在我阅读他写的关于女性问题的文章时，我关注的不是他的文字，而是他这个人本身。如果一个论证者在论证过程中自始至终保持冷静，他就只会一心思考如何证明自己的论点，而读者也会不由自主地将注意力放在他的论点上。相应地，如果这位教授平心静气地讨论女性问题，用毋庸置疑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没有明显添加个人的主观意志，让人觉得他故意要得到这一种结论，而非另一种，我自然也不会动怒。我会欣然接受这个事实，就像接受青豌豆是绿色的、金丝雀是金色的一样。我就会承认，确实是这样。然而，我之所以会愤怒，正是因为他在发怒。我一边翻着晚报一边思忖，这位手握大权的权贵居然会动怒，未免有些荒诞可笑。我想，从某种程度上说，怒火成了依附于权力的奴隶，两者如影随形。举个例子，富人之所以常常发怒，是因为他们总是疑心穷人会夺走自己的财富。教授们，或者更准确地称之为父权主义者们，之所以时常满怀愤恨，多半是因为他们也怕自己的财产被人抢走，还有一部分更深层次的原因隐藏在不太明显的地方。兴许他们压根儿一点儿也不愤怒。很可能在私人生活中，他们对女性是无比地仰慕、忠诚，甚至不惜溢美之词，堪称典范。很可能当这位教授过分强调女性低劣的过程中，其关注点并非在于女性的低劣，而在于自身的优越。这才是他过于关心、火急火燎地想保护的东西，并视其为无价之宝。生活，对这些男男女女而言——我看着他们摩肩接踵，在人行道上奔走着——同样艰辛，同样困苦，都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奋斗。若想生活下去，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力量。更何况，我们容易痴迷于幻想，所以最需要的是相信自己。如果失去了自信，我们就会像襁褓里的婴儿，弱小又无助。那么，我们如何能以最快的速度培养出这种虽难以把握却弥足珍贵的品格呢？那就是，时刻想着其他人都比不上自己。设想自己天生就具备某些优越之处——或是拥有万贯家财，或是出身名门世家，或长个笔挺的高鼻梁，或者收藏一幅罗姆尼[14]为其祖父画的肖像画——好在人类的想象力无边无际——总能想出各种拙劣的手段来激发自己的优越感。因此，对一个打算要征服和统治世界的父权主义者而言，人类的一半人口都天生比他低贱，这一观点具有非凡的重要性，也一定是他权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不过，我认为应该将刚才的发现应用到现实生活中，看看能否有助于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心理困惑，能否解释那天我为何如此诧异。事情是这样的，Z先生是我见过最高尚、最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有一天，他翻开丽贝卡·韦斯特[15]写的一本书，读了其中一段文字后，突然惊声呼喊：“这位可恶的彻头彻尾的女权主义者[16]！她居然说男人都是势利眼！”这声惊呼令我倍感诧异——韦斯特小姐只不过对另一个性别做了或许不太礼貌但有可能正确的判断，何以被称为一名可恶的彻头彻尾的女权主义者？这句惊呼不仅是他为自己受伤的虚荣心所发出的哀号，也是他为自己受到侵犯的自尊心所做出的抗议。千百年来，女性一直被当作一面能满足男人欲望的魔镜，男人只要在镜子前面照上一照，就能看到两倍于真实自己的高大形象。倘若这种魔力消失了，那么这个世界极有可能仍处于沼泽遍地、密林丛生的蒙昧时代，人类历史上一切辉煌的战争便不会发生。人们恐怕还在羊的骨骸上刻画鹿的轮廓，用打火石交换羊皮，或换任何符合原始人朴素品位的简单饰物。超人与命运之神也从未出现。沙皇和恺撒大帝既不曾加冕成王，也不曾丢掉皇冠。先不管这面魔镜在文明社会有什么功用，至少对于一切暴力行为和尚武精神是功不可没的。因此，这就是为何拿破仑和墨索里尼坚持不懈地贬低女性，没有低贱女性的衬托，何来他们的高大伟岸？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女人之于男人的必要性，同时也解释了当遭到女人的批评和责难时，男人是多么地急躁不安。同样的评价，譬如一本书写得很差，或一幅画的笔锋无力，若出自女人之口，要比出自男人之口更令人痛苦和愤怒。因为，当女人开始说实话时，魔镜中的男人形象就会缩小，他对生活的把控能力也逐渐变弱。除非他每天至少照两次魔镜，欣赏自己加倍放大的伟岸身躯，否则他还怎么能继续宣布判决、开化民智、制定法律、著书立说、盛装打扮后到晚宴上高谈阔论？我这么思忖着，手里也没停着，一会儿把面包捏得稀碎，一会儿搅动杯中的咖啡，又不时地抬头望向街道上的行人。镜中的幻象之所以如此重要，正是因为它能让男人充满活力、精神兴奋。倘若将魔镜拿走，男人恐怕将命不久矣，如同被夺走了可卡因的瘾君子。我看着窗外，不禁想到，这来来往往的行人中，竟然有半数都被这幻象所驱使，阔步走在上班的路上。清晨，他们沐浴着和煦的晨光，在魔镜前穿戴齐整，信心满满、精神抖擞地开始了新的一天，他们坚信自己将会在史密斯小姐的茶餐会上大受追捧。当他们迈入史密斯小姐的客厅时，还不忘对自己说，我比这里的一半人都优秀。正因如此，他们与别人交谈起来才显得自信非凡，胸有成竹，这种现象对公众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个人留下了难以名状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