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清政府新政改革的推动。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实行新政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发展工商实业的政策与措施，这对于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梁启超曾经在论及清末“振兴实业”的情形时有一个概括性的说明：“全国人心营目注嚣嚣然言振兴实业者，亦既有年矣。上之则政府设立农工商部，设立劝业道，纷纷派员奔走各国考查实业，日不暇给，乃至悬重赏崇衔以奖励创办实业之人，即所派游学及学生试验，亦无不特重实业，其所以鼓舞而助长之者，可谓至极。下之则举办劝业会、共进会，各城镇乃至海外侨民悉立商会，各报馆亦极力鼓吹，而以抵制外货、挽回利权之目的创立公司者，所在多有，其呈部注册者，亦不下千家。”实业救国思潮的激荡固然离不开一些社会精英分子的鼓吹，但是，政府革新行为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19世纪末，一些早期改良派人士和康梁维新派大都有实业救国的思想；20世纪初，实业救国论者则主要是立宪派人士，另外还有一部分革命派人士甚至开明官僚也在积极提倡“振兴实业”。其中郑观应、陈炽、张謇、汤寿潜、郑孝胥、曾铸、汪康年、李平书、陈黻宸等人为主要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