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方法论
研究的方法，墨子与儒家完全不同，或者墨子对于学术最大的贡献即在他这一点。儒家对于勿论何事只说出一个“当然”，墨子并要问出一个“所以然”。《公孟篇》上有一段话：
子墨子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
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
儒家只高悬一个理想，教人以“应当如此做”就行了，至问“为什么如此做”则不必讨论。墨子不然，非要问他“为什么如此做”不可，能够答出一个“为什么”，我们才可放心去做；不能答出一个“为什么”，我们就不肯轻易去做。换一句话，勿论什么东西必要有一个理由，总要有一个用处。知道了它的理由和用处，才知道它的是非善恶，才是真知，我们实行时才有一种非行不可的精神。中国人素来头脑笼统，不善分析，墨子这种研究的精神、分析的头脑，很可以用来诊治，故墨子学说里面要以此点为最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