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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裁决共同体之间的冲突，一个集中权威或机构还有别的工作要做，例如强行一个人离开一个共同体的权利，但如果能合理地认为，一个人对他希望离开的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欠下了某些东西，例如，他一直在用他们的钱受教育，这种教育是以他将在这一团体运用他获得的技艺或知识的明确协议为条件的。或者，他负有某些若转换团体就将放弃的家庭义务，或者没有这些关系，他希望的只是离开。他可以拿出一些什么呢？或者，他希望在他冒犯了别人而共同体将惩罚他时离开。显然，处理这些问题的原则将是复杂的，而涉及孩子时问题就更要复杂，在某种意义上，是必须保证孩子们得到这个社会的其他选择对象的消息的，但是，某个团体却可能把不告诉他们的孩子在百里外有一个性开放的共同体看成是重要的。我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指出对一种结构的细节需要做出的一些思考，也是为了使人们清楚，我并不认为这种结构的性质现在就能最终地确定。[22]
即使这种结构的细节没有确定，对它不存在某些严格的限制，就没有某些不可改变的特征吗？它有可能演变为一种允许强行排除某些生活方式的非自愿结构吗？如果一种结构能设计得不可能转变为这样一个非自愿结构，我们愿意设计它吗？如果我们设立了这样一种永远是自愿的一般结构，我们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排除了某种可能的选择吗？我们不是在预先说人们不可能选择以某种方式生活吗？我们不是确立了一个人们能够活动的严格范围，从而犯了静止型乌托邦思想家常犯的错误吗？涉及一个人的可与此对照的问题是：一个自由体系是否将允许这个人把自己卖为奴隶？我相信它将允许（别的一些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一个自由体系也将总是允许他不去进行这种交易，但是，对于有些个人可以自己选择的事情，却无人可以代为别人选择。只要人们认识到：结构的这种严格不变的特征是处在多么一般的水平上，它允许的特殊生活和共同体是多么的歧义，答案就是：“是的，这一结构应当固定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但是我们要记住，任何个人都可以缔约建立对自己的任何特殊约束，所以就可以用这一自愿结构缔约使自己摆脱它（如果所有的个人都这样做，这一自愿的结构就只有等到下一代的人们成年后才能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