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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在历史观上则加以了详尽的论述，只因有了圣人，人类才由野蛮进入了文明。而文明则是纲常伦理的确立：
厥初生人，无君臣、无父子、无夫妇、无男女、无衣服、无饮食、无田土、无宫室、无师友、无尊卑、无昏冠、无丧祭， 同于禽盖之道也。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商人、周人作，然后有君巨、有父子、有夫妇、有男女、有衣服、有饮食、有田土、有宫室、有师友、有羊卑、有昏冠、有丧祭。嗯，圣人之作皆有制也，非特救一时之乱，必将垂万世之法。（（组徕先生集）卷六（复古制））他喋喋不休，重复儒家的陈词滥调：
周秦之下，乱世纷纷，何为而则然也？原其来有由矢， 由乱古之制也。（《组徕先生集）卷五《原乱》）
夫古圣人为之制，所以制天下也，垂万世而不可易，易则乱矣。后世不能由之，而又易之以非制，有不乱乎？夫乱如是，何为则乱可止也？曰：不反其始，其乱不止。（（组徕先生集）卷五（原乱））
作为理学的萌芽，“宋初三先生”的功劳被说成是“上承沫洒，下启闽洛”，则不无道理。
但理学或道学的真正莫基者应推周敦颐和邵雍。正是自他们开始，以精致的思辨哲学的形式，把皇权专制主义、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说成是永恒的“天理”，是世界的根源与宇宙的本休，从而为中央集权的宗法国家所实用，以致成为了钦定的官方哲学。实用理性史观就是这样确立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