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 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令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论世变之巫》）今天听来，不一般发人深省么？
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论世变之觅》）
他的“自由论”是立足于“尊民叛君”的，并以（辟韩》一文，批判了韩愈的君权神授说——抓住了宋明理学的始作俑者：“是故君也者，与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与天下之善而对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并借用卢梭的天赋人权论，说：“民之自由，天之所畏也。”不过，他同梁、谭一样，也认为英雄与文明的发展成反比，首先还得靠圣人去“开民智”：“使今日而中国有圣人兴，彼将日，吾之藐藐之身，托于亿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也”。因为“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