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汉书》中的通史精神
作为“廿四史”中第一部的《史记》，其体例是通史，即从黄帝开始直到司马迁所在的汉武帝时期。紧接《史记》的班固的《汉书》，则一变其体例为断代史，即仅叙述西汉一代的历史。唐代史家刘知幾很赞赏《汉书》的体例，并说“自尔及今，无改斯道”[135]。实际直至《明史》所用都是沿着《汉书》而来的断代纪传体。《清史稿》亦复如此。宋代史家郑樵则与刘知幾的看法相反。他认为：“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136]刘、郑二家之同，在于都认《汉书》为断代史；其异，则在于刘氏不知断代史可以具有通史精神，而郑氏又未能从《汉书》中看出通史精神。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恰恰是要指出作为断代史的《汉书》是充满通史精神的。[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