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同皇朝史撰述相关联的，还有历朝起居注的撰写。《隋书·经籍志》史部起居注类小序说：“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它萌发于两汉而盛行于两晋南北朝。《隋书·经籍志》著录的44部起居注有41部是两晋南北朝所出。其中，《晋起居注》多达317卷（原注：梁有322卷），《后魏起居注》为336卷。由于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录”，自是撰述皇朝史的重要依据之一。隋唐以后，“实录”为盛，起居注的重要性就减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起居注的盛行，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朝史撰述高潮的一部分。尽管它们都已散佚，但它们在史学发展上的作用是应当肯定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撰述皇朝史的高潮，一方面表明史学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了；另一方面也表明史学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化传统，即使在分裂割据时期，仍然是联结人们思想的纽带，不论是人们对于《史记》、《汉书》的推崇，还是对于《春秋》、《左传》和《汉纪》的仰慕，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