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历史文化象征：义和团与历史
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历史事实，它经由书写而形成文本，文本与语境的结合则构成了历史的重构。以文本形式出现的义和团，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和一个纯粹的客观存在，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被叙述的”人为建构物，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义和团成为“义和团”是一个话语建构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文化建构的过程。
在清末论述义和团的文本中，义和团运动被形容为一场“国变”,“国”字毫无疑问指代的是清政府。关于义和团的文本记述有许多值得强调的地方，尤其是它们曾长时期内流传在后来文本的表述中：第一，义和团是邪教、匪徒；第二，庚子之乱是由义和团运动引起的。在清王朝统治模式的逻辑前提下，在“天朝”的思维定势中，追随者们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拳匪祸国。即便是以康梁为首的新派力量，也将“慈禧”归入义和团事件的责任人中，主张“联外人以救上”①,于反对义和团主张中显见其最终指向仍是维系清朝统治；义和团仍属“国变”的性质。革命派则大多基于其强烈“排满”立场，不认可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断然不将义和团归入“国变”的范畴。革命派的文本中，有将其称为“野蛮之革命”而予以批驳的，也有将义和团视为“民族民主革命之先声”而赞扬的。虽然两者对于义和团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将义和团从“天朝”话语转向了“革命”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