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现代工业发展的起伏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现代工业较为迅速的发展，使工商界在欣喜之余，都在准备进一步扩大投资，兴办更多的实业，然而突如其来的经济萧条，又使他们如大暑伏天而堕三九寒冬，诚如时人所论：“欧战既终，险象即生，九、十两年（即民国九年、十年——引注）实为中国工业恐慌时代。铁厂积货如山，无人过问，至于闭炉停机；纱厂结账大都无利；上海数十年之三大油厂竟同年倒闭；其他工业亦皆消沉。因欧战致富之实业家，营业失败重入旋涡者，乃时有所闻，吾国工业因参战所得之利能永久存在不为昙花一现者，窃恐甚少也。”缺少稳定的发展环境、对国际市场认知的欠缺、国内市场狭小与资金短缺、外国资本的压力，等等，均为中国现代工业发展步履维艰的重要原因。
袁世凯时代的北京政府还维持着全国统一的局面，在拟定经济法规、劝奖实业发展方面，多少还起到政府应有的作用。到了后袁世凯时期，全国统一局面因军阀混战而离析，各路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霸一方，争权夺利，无心再顾及工商业的发展，更不必说什么扶持了。1924年9月1日至15日，北京政府召开全国实业会议，与会代表有来自各省区商会、农会、渔会、矿业联合会以及上海、汉口、天津、广州等大商埠的实业界代表80余人，北京政府外交、内政、财政、交通、农商及税务处派出21人，以颜惠庆为议长，李士伟、穆藕初为副议长。此次会议为1912年全国工商会议后历12年而召开的又一次讨论实业发展规划及问题的全国性会议，会议提出议案170余件，议决者158件。此次会后，本应在10月召开由各省区实业厅长参加的实业行政会议，但“因近时时局不靖，交通或多困难”而暂缓举行。此次会议通过各案，本应提交行政会议“分别咨询审核，再为施行”，结果亦束之高阁。所以国务总理颜惠庆在闭幕词中表示：多年来“内因时局之不靖，外受国际之竞争，实业界所受痛苦更在在皆是。其所以谋救济而图改进者，自既殷且切。”对于像中国这样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自成体系的后发展国家而言，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将注定是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转型期中，在确立经济法制、开拓商品市场、保护内外投资、稳定市场秩序等方面，政府力量自有其责任和作用，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介入与导引仍为利大于弊，也是必不可少的。很难设想中国可以在没有充足资本、没有统一市场、没有对外扩张、没有历史传统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发自生的发展路径可以实现自身向现代化转型。但是，历史已经表明，北京政府不能承担导引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责任，且不说北京政府无法维护中国国家的政治独立与经济主权，无法改变中国对列强的政治、经济依附地位，即就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方面，北京政府在多数情况下也无能无力。诚如时人所论，袁世凯之后的北京政府对于工商实业除了“少许官制变更外，竟无政策可言”；“今日之中央政府，老气衰颓，能力薄弱，日浮沉于政治风潮之中，求其澄心静思，为商人谋一生路，益为必不可能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