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在这么一个不合适的时间惊扰那一家人，谈话只好用很低的声音进行（他说得慢，我说得快），这也就不能释去我的怒意。不过，我的火气正渐渐冷却。我只对他说，我会对他期待我一向所期待的，我也从没有失望过。我把门朝他拉开，仿佛他不过是一颗放在那里准备挨挤的核桃，我就走出了住宅。可他也到住宅外他母亲处去住宿，所以我走出没有100码，他又追了上来。
“你知道，科波菲尔，”他对着我耳朵说道——我连头也没回过——“你这么做大错特错了，”由于我明白他说的很对，我就更愤怒了；“你不能把这看作一种勇敢的行为，你只有接受饶恕。我不打算把这事告诉母亲，也不会告诉任何人。我决心饶恕你。不过，我仍不免奇怪的是，你居然举起手打一个你明知是很谦卑的人！”
我觉得我的卑劣仅次于他了。他比我自己还了解我。如果他反击或公开刺激我，那于我反会是种安慰或开脱。可他把我置于文火上，我在这文火上苦恼了半夜。
早上，我出门时，教堂敲响了晨钟，他正和他的母亲散步。他好像没事似地向我打招呼，我也不得不回答。我想，我已打得他牙痛了，不管怎么说，他的头裹在帽子下压着的一条黑丝帕里，那样子没使他好看半点。后来我听说他星期一去伦敦看牙医，并拔了一颗牙，我希望那是颗大牙。